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十分严整而科学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体现。不过，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在很久内都没有把这一科学体系称为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本人决不同意带有突出他个人的提法，他只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唯物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最早出现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人从贬意上使用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等名称。因为他们深知马克思反对突出个人，把马克思创立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就能够达到讥讽与反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目的。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的“马克思派”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一学派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与马克思的学说并不完全一致。对此，马克思强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一些国家的先进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为了肯定马克思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开始从褒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1883年3月18日《纽约人民报》发表署名“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悼念文章，文章指出“尤其要感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同日，该报刊出谢尔盖·舍维奇写的《马克思与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文，其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普及甚至比德国还早。”同年4月6日，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在维也纳出版的奥地利社会机关刊物《线期上发表悼念马克思的文章，也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由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慢慢的变多，恩格斯从1886年起也正式使用了这一提法，以代替他曾用过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等提法。随后，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采用。
无独有偶，列宁主义最初也是由列宁的反对者们作为贬义词而使用的。据考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早在1903年就自吹“发动了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孟什维克的另一首领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了很多“列宁主义”的危害性。在孟什维克看来，“列宁主义”是指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布尔什维克直到1923年列宁病重时才开始从褒义上使用列宁主义。
斯大林在1923年4月19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应该有能独立思考的人，但并不是特别需要离开列宁主义而独立思考的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也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列宁主义。当然，这时列宁已不能视事，否则他会跟马克思一样反对这种突出他个人的提法的。
1924年1月21日，列宁不幸辞世。俄共（布）中央在第二天发表的《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中正式提出了列宁主义。著作家波波夫和亚哥列夫于列宁逝世后两天内赶写出《列宁的生活与列宁主义》一书，一天内赶印出版，在全国发行。这样，列宁主义随之得到了大力宣传。随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也相继发表了论述列宁主义的讲演和论著，列宁主义由此正式流传开来。
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又是何时出现的呢？据考究，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两种源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科学理论跨越时空地联结在一起，始于1924年7月8日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精确指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第一个任务之一，就是把这种先进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自己党员的共同财产。”“使每个了解到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意义，乃是宣传工作建设的前提。”
共产国际五大把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组合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为了统一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国的指导思想。当时，国际运动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有的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机械地割裂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而列宁主义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列宁主义是工人运动的实践。有些甚至把马克思主义跟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其实，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两者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都是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且，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条件下的新发展。正因为如此，把两者联成一体能够尽可能的防止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同时也突出了列宁主义的普遍意义。
自共产国际五大第一次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后，各国也都以此为准，先后采用了这一提法。在中国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见于1925年1月党的四大对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在著作中第一次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见于1929年12月他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
不过，在1924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正式出现后的10多年时间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有关文献中并不常用这一提法，更多场合用的还是列宁主义。还在于共产国际当时要求各国布尔什维克化，实际上也就是使它们苏共化，这样自然更多地强调列宁主义。
而这种过分突出列宁主义，的确又出现了使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脱节的倾向。正因为如此，从1938年起，苏共和共产国际重新响亮地提出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旗帜”。是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党中央编写这本教程“所要解决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宣传工作方面最近几年来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不良现象。这种割裂开来的结果，就是在讲授列宁主义时把列宁主义当作独立学说而同马克思主义……分离开来，竟忘记了列宁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基础，不懂得这个基础，就不能了解列宁主义”。
决议还指出：编写这本教程就是要“把人为地分割开来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重新统一成为整体”。随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各国员和进步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共同教程。通过学习，各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更全面与更深刻的认识，一般不再单独使用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1983年3月13日，在中央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
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延安时期，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空前提高，成为全党公认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对主要由创立的中国的革命理论给予科学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当时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对这一科学理论进行命名。
最先提出的是“同志的思想”。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理论工作者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人》杂志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同志的思想”。1942年2月18日、19日，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同志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写道：“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此期间，在1941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充分肯定了和他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伟大意义。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认为，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认为，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该学习的。
1942年7月，为纪念中国成立21周年，朱德、陈毅分别发表文章。朱德在文章中指出，我们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同志。陈毅在文章中着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动力、前途及革命战略与策略，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建党，思想方法5个方面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认为的正确的思想体系慢慢的开始创立。他写道：“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在朱德、陈毅发表文章的同时，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主义》的醒目标题刊出社论。这篇社论，是由该报总编兼社长邓拓亲自撰写的。社论指出：“中国所以能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主义。”“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有着许多新的创造，给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充实，使之更加适应于中国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主义，真正灵活地把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但是，本人对“同志的思想”、“的思想体系”、“主义”等提法很不满意。1943年4月22日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写信，就凯丰制订的宣传、庆贺50大寿的计划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写道：“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两个月后，他在与王稼祥的谈话中又指出：“不能提‘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这次与王稼祥的谈话主要是讨论王稼祥写的一篇文章。1943年6月下旬，曾来到王稼祥住的窑洞，让王稼祥为建党22周年和抗战6周年写一篇纪念文章。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写出了一篇7000字的文章，标题是《中国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不仅详细回顾了中国22年的历史，而且明白准确地提出并多次使用了“思想”这个概念。文章写道：“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
看到王稼祥这篇文章初稿后，再次来到王稼祥的窑洞，与他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谈到不能提“主义”后，接着说：“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的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这是中国内第一篇系统地论述思想的文章。这样，思想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并逐渐为全党所接受。随后，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对其内容作了科学的概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理论
如果说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的话，那么，理论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当然，理论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发展的成果进行概括的过程，又是为解答新的矛盾、指导新的实践而向全党提供新的思想规范的过程。
粉碎“”后，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路线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初，在理论务虚会上，明白准确地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开始在思维方法上调整人们对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正是在这一思想的规范下，人们开始了对中国国情的重新认识，并最终形成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从1979年起，在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强调要坚持四项根本原则。在实践上，中国农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城市公司进行了下放经营自主权改革的试点。在政治体制上，逐步实行了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
1980年4月，提出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基本问题进行再认识的任务。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后30多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79年以来3年的实践经验，初步概括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10个要点。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从而使新理论的主题凸现出来，并用以规范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辟的新道路。
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方位开展，并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理论。以这两个理论为立论根据，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明确概括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对在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展的12个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观点作了概括，提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升为“理论”，表明中国已开始走出单纯经验摸索的阶段，对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所应走的路，有了明确的路线和理论，同时也回击了改革开放没有理论指引的责难。
党的十三大以后，我国经历了国内和国际“苏东剧变”的严峻考验。实践证明，党的十三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和成功的。
1992年初，在南巡谈话中又进一步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且对解放思想和加快发展、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和市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新的、透彻的概括和阐发。
据此，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高度评价了对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并且第一次把这一理论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从九个方面作了系统阐述，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并作出了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强调要用“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党的十四大以后，特别是1993年11月《文选》第三卷正式出版以后，人们在称呼“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时，除正式宣传的场合，大都使用了不同的简称，较为流行的是“特色理论”或“中特理论”，也有简称为“理论”。笔者手头就有一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名为《理论概论》的教材。这是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此类大学公共政治课教材。据该教材主编陈锡喜教授介绍，该教材完成于1995年11月，虽然使用了“理论”这一简称，但没有对这一名词作严格论证，因此并不能认为当年使用了这一简称，就已经把它作为科学概念来对待了。
与此同时，当时的理论界也有一些人对于把“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简称为“理论”持保留态度。他们都以为，“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理论”还不能说是完全相等的概念。其理由是，要用“”的名字来命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必须论证：第一，这一理论是否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第二，这一理论是否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全面发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理论界还有一种称呼，即“思想”。最先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乌杰。乌杰从1990年下半年到1992年上半年，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完成了《思想论》一书的写作，该书由题写书名，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第一版，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4万册书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即已脱销，1997年10月该书进行了再版。乌杰认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思想活的灵魂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借鉴和融合了现代世界文明的丰富营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新突破、新创造。
就在有关提法纷纷涌现，各种观点交相辉映的时候，1997年2月19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去世。此时，全党更需要有高举党的指导思想的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因为所开创的事业和确定的发展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新的矛盾和困难。
面对新的挑战，是继续高举这一理论的旗帜，还是改弦易辙，人们的思想不能说都是统一的。针对这一情况，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白准确地提出了“理论”这一概论，使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更为规范。
在十五大报告中精确指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
十五大通过的《中国章程》则明确规定：“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这样，理论作为科学概念正式在党的文献中出现。这表明，中国对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同5年前党的十四大相比，已大大深化了，同时也充分显示了这一理论在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征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